第二章 把学习做成轻松的事(下)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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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看“有用”的书
不看“有用”的书，不是说不给孩子选好书，而是在选择中要以孩子的兴趣为核心要素，不以“有用”为选择标准。
有一位初一学生的家长，发愁自己的孩子不会写作文，问我怎么能让孩子学会写作文。
当我了解到她的孩子很少读课外书这个情况后，建议她在这方面加强，并给她推荐了两本小说。她给孩子买了这本书，孩子读了，很喜欢，读完了还要买其它小说来看。为此她给我打了电话，显得非常高兴。但过了一段时间，再见她时提到孩子阅读的事，她却又是一脸愁容，说现在孩子又不喜欢读课外书了，不知该怎么办。
原来她在孩子读完这两本小说后，就急忙给孩子买了一本中学生作文选。妈妈的理解是，读课外书是为了提高作文水平，光有什么用，看看作文选，学学人家怎么写，才能学会写作文。可孩子不愿意读作文选。家长就给孩子提条件说：你读完作文选才可以再买其它书。孩子当时虽然答应了，但一直不愿读作文选，结果作文选一直在那里扔着，孩子现在也不再提说要买课外书了，刚刚起步的阅读就这样又一次搁浅了。
这位家长的做法真是让人感叹，她不理解小说的营养价值，也没意识到阅读是需要兴趣相伴的。她认为不如读作文选“有用”。这种想法，好比是想给孩子补充维生素，却拿一盒腌制的果脯取代一筐新鲜苹果，大错特错了。
我一直不赞成学生们读作文选，所以也从不让圆圆读。她的课外阅读书籍大部分是小说，此外有传记、历史、随笔等。只是在高三时，为了把握高考作文写作要点，才读了一本“高考满分作文选”。圆圆高考作文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也许与她研究过那些满分作文有一定的关系；但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如果没有她十几年来持续不断的阅读，和业已形成的良好的文笔，高考前读多少本“满分作文选”也没用。
现在，不少家长不关注孩子的课外阅读，只是热衷于给孩子买作文选，订中小学生作文杂志。这是一个极大的认识误区。
我看过一些中小学生作文选和作文杂志，上面登的文章当然都还文理通顺，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能写出那样的文字已经不容易了。但它们写得再好，也不过是些学生的习作，无论从语言、思想还是可读性上，都非常稚气。这些东西只是习作，不是创作，除了老师或编辑，谁愿意看这些东西呢。
况且很多作文大人指导的痕迹太重，说些言不由衷的话，甚至有文革遗风，八股腔调。既不能在语言词汇上丰富孩子的见识，也不能在思想上引导孩子们的进步，反而教会孩子们在写作中说虚情假意的话。拿这些东西来给孩子读，他们怎么可能喜欢呢。
不少中小学生作文选的出台非常有意思。
三两个人，弄个书号，租间民房，然后以某个作文大赛组委会的名义向全国各地广发征文信函。凡投稿的基本上都能被选中，然后就告诉你作文已获几等奖，获奖作品将集结出版，每本多少钱，至少需要购买几本等。家长把钱寄过去以后，大部分确也能收到登有自己孩子作品的书，只是书很厚，里面的字排得又小又密，从目录来看，获奖的人非常多，找半天才能找到自己孩子的名字。这种作文选的质量可想而知。
如果说上面一种掏钱买发表的事在盛行一段时间后，已显得有些笨拙；下面一种新兴的掏钱买发表就显得比较高明，更容易忽悠得家长和教师动心。
我听一位小学老师对我讲了这样一件事。某国家级教育科研所向她所在的小学发出共同做课题的邀请。所谓“课题”内容，就是小学要征订至少500本该所办的一份杂志。这份杂志专门刊登小学生作文，全年12期，每本6元。教科所给每个合作学校的回报是，每年每所小学可在杂志上发两三篇学生的作文，或一个有关学校的彩色封面。合作校在合作期间可以邀请教科所的专家来学校进行讲座，费用另计。个别教师将来还有机会在教科所的“课题”上署名。杂志不发表非合作校学生的作文，也不对外公开发行（因为没有对外发行刊号）。
这能不能叫“课题”且不说，我们单从学生的角度上看看孩子们收获的是什么。
每个学生一年花72元买这本小学生作文选，每校至少得有500名孩子订阅，那么一所学校一年就要给这本杂志贡献至少36万元。然后只有2-3名学生有机会在这本并不公开发行的杂志上发表作品——这还不是最不合算的地方，最不合算的是，这样的杂志孩子们不会有兴趣去读它，72元钱购买来的基本上是一堆废纸。
这位老师感叹说，如果每个孩子用这个钱购买两本小说，然后把所有的书汇集到一起，各个班办个图书角，那是多么有价值啊。据那位老师了解，教科所这个“课题”不仅和小学合作，还和中学合作，合作单位还真不少。
我奇怪地问她，现在不是不允许向学生指派课外辅导资料吗，学校怎么可以组织学生订杂志呢？
这位老师说，学校确实不强迫，总是强调“自愿”。但老师们经不住学校负责人的动员，学生们经不住老师的动员，家长经不住孩子的要求；再加上“课题”、“教科所”这些招牌，一所千人以上的学校想纠集起500个订户很容易。
我能理解这位有良知的教师的忧虑。用读作文选或作文杂志取代日常阅读，是一种对阅读的误解，反映了人们对如何培养学生写作技能的浅薄认识。并非操作者都对此认识不清，社会各方都有自己的利益计算，急功近利可以让人变得既冷漠又盲目。可怜的只是孩子们，他们不光浪费了钱，更浪费了学习机会。
这位老师感叹说，不光是成人，孩子们现在也变得功利了。很多孩子不喜欢课外阅读，又想找到一个写作文的捷径，也以为看作文杂志就能提高作文水平，所以对订这份“国家级教科所”办的杂志很有热情。事实上经她观察，这些杂志到了孩子们手中，他们只是大略地翻一下，看看有没有本校的东西，至于内容，几乎没有人认真地去读。
孩子没有选择能力，这可以理解，“国家级教育科研所”的行为我们也管不着，但家长和教师有责任给孩子介绍一些好书。在阅读书目选择上，至少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本和一本作文选摆在面前，问一下自己爱看哪个，答案就出来了。
所以在这里我首先想强调的就是，作为常规阅读材料，作文选没有意义。
还有一种情况。有的家长虽然没买作文选，却只给孩子买散文精选、短篇小说集等。他们认为孩子小，功课紧，适合读篇幅较短的东西。每当我看到家长为孩子挑选诺贝尔奖获奖作者散文精选集之类的书，心里总是由不住怀疑，孩子看吗，尤其是小学阶段的孩子？
考虑到中小学生阅读的延续性和量的积淀，我认为应该重点读长篇小说。首先是小说比较吸引人，能让孩子们读进去；其次是长篇小说一本书讲一个大故事，能吸引孩子一口气读下去几十万字。中小学生对散文，尤其是翻译散文大多不感兴趣；而短篇小说讲得再精彩，读完了也最多只有1万字。孩子们可以一鼓作气地读完一个大故事，但很少有人能一篇接一篇地连续读20个小故事。经常读长篇小说，更容易养成孩子大量阅读的习惯。好的短篇作品可以给孩子推荐一些，但不要成为主力和唯一。
在读什么的问题上既要给孩子一些引导，也要尊重孩子的意愿，一个中心目的就是尽量调动孩子的阅读兴趣，先考虑有趣，再考虑有用。
我女儿圆圆最早读的长篇小说是金庸的武侠小说。我之所以当时建议她读金庸的书，因为金庸的小说悬念重重，情节有趣，能吸引人读下去；而且他的文字非常规范，笔法老练，读来感觉通俗流畅；里面充满爱恨分明的情感，符合儿童的审美心理；有一些爱情描写，但都有着不食人间烟火的纯洁和干净。所以我后来也向很多人建议，让孩子去读金庸吧。
其实我自己并不是金庸小说的爱好者，假如中学时代看到他的作品，可能会很喜欢，但我看到他的小说时已工作多年，阅读口味已不在这里了。后来读了两部，也只是为了带动圆圆的阅读。
圆圆一接触这些书，果然就被迷住了，用不到半年的时间一口气把金庸十四部武侠小说全部读完。我本来以为她读完这些书后应该读更好的书，就给她推荐几本名著，但发现她兴趣不大。
有一天我们在书店里看到卖《还珠格格》成套的书，她当时正热衷于看这个电视剧，眼睛一亮，就忍不住翻起来，发现里面情节和电视剧基本一样，有些兴奋，就买了一套，这样她就可以在电视剧播出之前了解到故事情节了。我记得那个书一套有很多本，她很快就看完了，因为她对这个故事太感兴趣了。到圣诞节，我又买了整套《还珠格格2》作为礼物送给她，圆圆喜欢极了，又一口气把那么多本看完，而且不止看了一次。她经常会随手翻开哪一段，饶有兴趣地读上一会儿。
很多人在批琼瑶小说浅薄，批《还珠格格》没有“品味”，仿佛让孩子读这样的书就是给孩子指歪道。我是这样想的，有没有品味要看针对谁来说。琼瑶的作品确实不是黄钟大吕之作，但琼瑶的文字也非常规范、老到、干净，对于一个8岁的小女孩来说，她喜欢可爱的小燕子，喜欢里面起伏有致的情节，这个书就是适合她的。至于“经典”，我相信只要她有足够的阅读基础，终有一天会对一些经典作品感兴趣。
我见过一位家长，她很注意孩子的阅读，从孩子在幼儿园时就开始讲安徒生童话，孩子上小学识字后让孩子读插图本的安徒生童话，孩子上初中后，她又买来了厚厚的一本纯文字的安徒生童话全集和诺贝尔奖获奖作家散文选。结果可想而知，孩子“不好好读课外书了”。
还有一位家长，他一考虑到孩子需要读些书，就直接买来《安娜卡列尼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结果是他也很直接地把孩子吓住了。
这些家长为孩子提供着“经典”，旁人对他们的选择可能也提不出什么批评。孩子们虽然不知道自己需要哪本书，但他们知道不需要哪本书，对于没有兴趣的东西，他们只有一个态度：拒绝。
所以，在给孩子选择阅读书目时，要了解孩子，然后再给出建议。不要完全用成人的眼光来挑选，更不要以“有没有用”来作为价值判断，要考虑的是孩子的接受水平、他的兴趣所在。
我还见过一位家长，她发现自己正在读初中的孩子爱读韩寒、郭敬明等一些少年成名的人的作品，大惊失色。其实她自己从没读过这些人的作品，不知为什么，就主观地认定这些作品不健康，没意思，总是阻拦孩子去读。结果因此和孩子常发生冲突，凡她推荐的书，孩子一概拒绝，凡她不让看的，孩子就要偷偷去看。
我的建议是，家长自己如果经常读书，心里十分清楚哪本书好，可以推荐给孩子；如果家长总能给孩子推荐一些让他也感到有兴趣的书，孩子其实是很愿意听取家长的指点的。但如果家长自己很少读书，就不要随便对孩子的阅读指手划脚，选择的主动权应交给孩子。
2000年教育部颁布的语文教学大纲规定出了中学生必读的30部名著，中外各15部。我不清楚近年有没有修改。这30部书都是经典之作，可以作为选择参考。但是否适合全部推荐给中学生，恐怕还需要斟酌，毕竟有些作品离当下孩子们的生活太远，而可读性又不是很强，也许它只是适合孩子们长大了再读。
真正适合孩子的东西他一定不会拒绝，他拒绝的，要么是产品本身不够好，要么是和他的阅读能力不匹配。
在这里提醒家长的是，一定要让孩子到正规的书店买书，不要在地摊或一些不三不四的小店里买，以防买到内容低俗的书刊。凡在正规书店里买到的，并且孩子感兴趣的图书，应该都是适合他看的。
即使对成人来说，持久的阅读兴趣也是来源于书籍的“有趣”而不是“有用”。
不看“有用”的书，不是说不给孩子选好书，而是在选择中要以孩子的兴趣为核心要素，不以“有用”为选择标准。
事实上“有趣”与“有用”并不对立，有趣的书往往也是有用的书。一本对孩子写作的影响绝不亚于一本作文选，还要超过作文选。陶行知先生就曾建议把《红楼梦》当作语文教材来使用。所以，我在这里说“不读有用的书”是一种矫枉过正的说法，目的是强调关注“有趣”。只有“有趣”，才能让孩子实现阅读活动；只有实现了阅读活动，才能实现“有用”。
作为常规阅读材料，作文选没有意义。
考虑到中小学生阅读的延续性和量的积淀，我认为应该重点读长篇小说。首先是小说比较吸引人，能让孩子们读进去；其次是长篇小说一本书讲一个大故事，能吸引孩子一口气读下去几十万字。
在读什么的问题上既要给孩子一些引导，也要尊重孩子的意愿，一个中心就是尽量调动孩子的阅读兴趣，先考虑有趣，再考虑有用。家长自己如果经常读书，心里十分清楚哪本书好，可以推荐给孩子；如果家长总能给孩子推荐一些让他也感到有兴趣的书，孩子其实是很愿意听取家长的指点的。但如果家长自己很少读书，就不要随便对孩子的阅读指手划脚，选择的主动权应交给孩子。
一定要让孩子到正规的书店买书，不要在地摊或一些不三不四的小店里买，以防买到内容低俗的书刊。
学“语文”不是学“语文课本”
如果不关注阅读，死抱着教材学语文，那么学生进入中学后就会越来越力不从心，到头来，在最关键的高考考场上，恐怕也难以获得好成绩。
前几年有一位叫李路珂的女孩一度被人们关注。她两次跳级，15岁就考上了清华，20岁攻读清华大学建筑学博士。当人们都用看待天才的目光看她时，她父亲却说，女儿并非智力超常，她与别人的区别只是在于：当别人的孩子正在拼命去读去背一些无关紧要的、最多只能供翻翻而已的文字（主要指语文课本）时，我在让孩子读《论语》、《孟子》、《古文观止》等经典作品。
李路珂的父亲坚持让女儿有大量的课外阅读，认为最好的少年时光应该去读经典作品。他对现在的学校语文教育很不满，认为“在无关紧要的文字上喋喋不休、浪费过多光阴只会毁掉人的一生”。由于他的这种想法与学校教育有矛盾，他让孩子休学三次，以便女儿能无拘无束地自由阅读。大量的课外阅读给李路珂带来了智力和学习上的飞跃，带来生命的早慧和成长的轻松。
李路珂父亲的做法可谓离经叛道，与当下很多教师和家长把语文课本奉为语文学习的圣经形成对比。由此不能不欣赏他的勇气和见识。
看过一本书叫《我们怎样学语文》，里面有当代七十多位知名科学家、文化学者、作家等撰写了自己早年语文学习的经历，按作者们出生或求学的年代，全书从二三十年代到六七十年代分为四个部分。我从书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凡五十年代以前的学界泰斗们，他们对自己当年的语文学习全都充满温情的回忆。他们的语文学习内容，基本上都是中华文化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经典名章；他们几乎都遇到一个或几个学养丰厚的语文教师，从最初的语文学习中获得了完善的语言和思想的滋养；都肯定地认为早年的语文学习为他们一生的事业及做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例如，有人问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先生，为什么能成为院士，有什么个人因素。他回答说：“重要的因素之一，是人文文化，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国语文起了重要的、直接或间接的作用。”（王丽编，《我们怎样学语文》，作家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1页。）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七八十年代接受中小学语文教育的这些人，他们对自己所经历的语文教育充满批判，认为教材选编质量不高，教学方法陈腐，思想启蒙贫乏。而他们之所以后来“成才”，在于侥幸获得一些课外读物，正是这些课外读物成全了他们。（王丽编，《我们怎样学语文》，作家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361－388页。）
当代著名作家毕飞宇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他上中小学的时间应该在七、八十年代。他在《我所接受的语文教育》一文中说，“如果让我给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语文教育打分，我不会打‘零分’，因为它不是‘零分’，而是负数。我之所以这样说，一点都没有故作惊人的意思。我们在接受了小学、中学的语文教育后，不得不花上很大的力量再来一次自我教育和自我启蒙”。（王丽编，《我们怎样学语文》，作家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377页。）
他批评的是当时的语文教育。可时过境迁，这么多年了，我们的语文教育依然故我。这种糟糕状态，到现在尚未有结束的迹象。
从教材的编排看。现在小学语文大致还是采用先学拼音、生字，再学词汇、句子这样一个逻辑框架。
拼音真的需要放到语文学习的最前面吗？生字真的需要那样一个个独立地去学吗？
这里有一个貌似合理的逻辑推理：会读文章就得先认字，想认字就得学拼音——事实上，这个表面合理的逻辑并不符合儿童的认知顺序，逆反了人类学习语言文字的天性。颠倒了语言学习的顺序，充满反认知的内质。
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一种工具，拼音更只是“工具的工具”——它就相当于二胡演奏员偶尔使用到的那块松香，可以让弓毛更润滑，却用不着在每个孩子初学二胡时就先去花费好长时间学习关于松香的知识——可这个“工具的工具”现在却变成了工具本身和目的本身，以至于居然有人提出中国文字以后要用“拼音”完全代替“汉字”。这样荒谬的想法不但被公然提出，竟然还引起讨论，真是不可思议！
同时我们还忘记儿童学习需要的是形象、有趣、整体感知等特点，一上学就把他们拉到枯燥而抽象的字母和生字上来，孩子们为此付出了痛苦的努力，却收获不到学习的快乐，他们花费了许多时间，只学到了很少的东西。
有一次看到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的王东华先生说了这么句话，觉得说得很好。他说：我们的语文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用教西方拼音文字的方法教中国的象形文字。在过去，一年的私塾教两千多字，现在把我们国家两千年优秀的识字教育抛弃了，孩子们到三年级都看不懂东西。
从语文教材的文本选择上看，平庸之作非常多，不少作品从思想性、趣味性到文字的精致性，都算不得上品，却进入了教材。
陶行知在七十多年前就批评说：“中国的教科书，不但没有把最好的文字收进去，并且用零碎的文字做中心，每课教几个字，传授一点零碎的知识。我们读《水浒》、《红楼梦》、《鲁滨逊漂流记》一类的小说时，读了第一节便想读第二节，甚至从早晨读到晚上，从夜晚读到天亮，要把它一口气看完才觉得痛快。以零碎文字做中心的教科书没有这种份量。”他把这种教科书比喻为“没有维它命的菜蔬”和“上等白米”，“吃了叫人害脚气病，寸步难行”。（陶行知，《陶行知教育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282页。）
陶先生还说：“有人说，中国文人是蛀书虫。可是教科书连培养蛀书虫的力量也没有。蛀书虫为什么蛀书，因为书中有好吃的东西，使它吃了又要吃。吃教科书如同吃蜡，吃了一回，再不想吃第二回。”（陶行知，《陶行知教育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282页。）陶先生在几十年前抨击的现象并未改善，且愈来愈烈。
当代著名作家孙郁曾做过一段时间中学教师，他从自己在七十年代接受的语文教育和后来当教师的经历中，对语文教育深感失望。可到他的女儿长大上学了，他有一回翻女儿的课本，大吃一惊，他曾经教过的令他失望的篇章在女儿的教科书里比比皆是。（王丽编，《我们怎样学语文》，作家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362页。）
著名学者、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评价说，我们语文教材的编选基本停留在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钱理群，《语文教育门外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77页。）这实在是一针见血。
从教学上来看。我国中小学课堂教学仍然沿用生字、解释词语、分析意义、体味思想，以及大量的现代文背诵等这样一种八股教条。
哪些字是生字，哪些词是生词，都是教材规定好的，学生们必须一遍又一遍地去读去写去背这些“生字”和“解词”，即使这些字和词早已是大多数孩子熟知的。
和语文教材同步下发给老师们的“语文教学参考书”早已规定了如何解读每一课。当代著名教育家、特级教师李镇西博士批判现在的语文课成为思想专制的场所，“学《孔乙己》只能理解是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批判；学《荷塘月色》只能理解这是朱自清对大屠杀的无声抗议……学生的心灵被牢牢地套上精神枷锁，哪有半点创造的精神空间可言？”（李镇西，《民主与教育》，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214页。）
我知道一些孩子为了上课能准确回答老师的提问，会想办法弄本教材参考书来，这样他们在语文课堂上就能“正确”地回答出许多问题。
语文课本上经常有很多现代文背诵要求。由于现代文是口语化的东西，它在文字上是开放的，不像古典文学那样词句严谨。而要孩子背诵的，多半是一些很平常的段落，根本达不到“增一字则多，减一字则少”的境地，但考查时却要求一个字、一个标点都不能错。把一个开放的东西背出严谨来，孩子们唯恐出错，比如不能把“狠狠打了他一下”背成“狠狠地打了他一下”——仅仅是多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地”字，那也不行。每一个标点都要死死记住……背诵的目的只是为了“正确”，而不是为了体悟，不是为了把经典刻进记忆和思想中，只是为了考卷上不丢分。手段和目的在这里被完全搞乱了。
从教师的语文素养上看，多年来僵化而单一的教学方式，使语文教师这个群体的专业素养大大退化，“语文教师”这个角色所暗示的学科素养是如此苍白。我亲耳听到一位校长在谈到一个教师的工作安排时说“教不了别的，还教不了语文吗！”
圆圆在小学时，老师经常强调“学语文就是要背课文，凡是背课文好的学生，考试成绩就高”。上初中后，遇到更令人吃惊的语文老师。那个老师非常“敬业”，经常给学生留大量作业，其中好多作业没来由。比如把“无精打采”归入“生字”类，要学生们查字典给每个字注出读音来——对于已上初中一年级的学生，这四个字哪个是生字呢？还比如让解释什么是“咳嗽”、“力气”、“骄傲”等，而这些词多半在汉语大词典上都查不到注释，学生们只好用更为复杂的文字来“解释”这些“生词”，这样的作业能让人气破肚皮。
我记得有一次圆圆做这种作业时很烦，说看来“吃饭”、“喝水”也得解释了，于是我们干脆玩游戏，一起对“吃饭”给出这样的注解：“以勺筷等特制工具将食物送进口中，用牙齿磨碎，经咽喉进入肠胃的过程”，解释完后，发现这下出现了更多需要解释的词，比如“勺”、“食物”、“肠胃”——简直是“学无止境”啊！我们苦中作乐地笑了一气。
从阅读量上来看。以目前北京市小学四、五年级课本为例，一本教材大约有2-3万字，而一个四年级儿童的正常阅读量应该达到一学期80-100万字——并非教材的2万字是“浓缩的精华”，可以抵得过一般书籍中的20万或200万字，它就是2万字，不多也不少——这就是说，从学生应该达到的阅读量来说，教材所提供的阅读量远远不够！
语文教育界近些年开始强调学生的课外阅读，并开列出许多古今中外的名著。但大多数学校和教师看重的是当下的考试成绩，对课外阅读并不重视，中小学生的语文学习基本上都局限于语文课本。尤其是小学，教学活动几乎全部紧紧地围绕着课本展开。所谓“课外阅读”，不过是一缕耳旁风。
